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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扎堆倒闭潮并不存在 |
| 2011/6/7 9: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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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企业一方面在银行体系里面融不到资，另一方面即使在民间的金融市场里融到资，利率也较高。因此企业的财务成本上升得较快。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导致停产、半停产相对来说增加，但扎堆倒闭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中小企业一方面在银行体系里面融不到资，另一方面即使在民间的金融市场里融到资，利率也较高。因此企业的财务成本上升得较快。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导致停产、半停产相对来说增加，但扎堆倒闭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在央行连续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货币政策作用下，5月以来，不断有媒体曝出江浙和珠三角一带的中小企业因融资成本上升而大规模倒闭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否属实？当前中小企业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
中小企的倒闭潮并不存在
南方都市报：近期，一些媒体不断曝出长三角因央行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导致中小企业停产或者半停产，甚至出现大规模扎堆倒闭的现象。就你的了解，现在这个现象本身是否属实？
史晋川：以管理通胀预期和防止物价上涨为主要基调的宏观政策调控下，中国当前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实际的执行当中实际上是偏紧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 2的速度也从百分之二十几下调到16%。还包括信贷的规模，在准备金率连续11次上调的情况下，目前达到20.5%的情况下，利率也上调了4次，应该说是相对偏紧的。
银根紧缩对大企业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一是大企业本身有银行较大的授信额度，它们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和盈利能力；二是在银根收紧时，银行也倾向于服务大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很多中小企业资金比较紧缺，融资较难，即使能够融资，也是从银行体系的外部，民间信贷当中得到资金。而民间信贷在目前相对比较紧的货币政策挤压下，利率上升是比较快的，20%多的年利率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些企业的融资利率甚至更高。
南方都市报：民间融资的利率上升幅度有多大？
史晋川：原来的利率是一分利(年利率12%)到两分利(年利率20%)之间，现在基本上是两分利以上。中小企业一方面是在银行体系里面融不到资，另一方面即使在民间的金融市场里融到资，利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企业的财务成本上升得也比较快。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导致停产、半停产相对来说增加了一下，但扎堆倒闭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南方都市报：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还有哪些？
史晋川：融资成本上升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就是汇率的不断上升，而且上升的速度近期有加快的趋势，导致江浙一带大量出口的中小企业第一不敢接大量的订单，第二不敢接长期的订单，因为它们没有办法规避汇率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南方都市报：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都集中在哪一类，是以产品出口为主的企业？
史晋川：以产品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这三个因素同时起作用，尤其它们多了一个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
南方都市报：今年《劳动合同法》也已经实行了三年了，其对企业，尤其是对长三角、珠三角中小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从你的研究看，有多大？
史晋川：《劳动合同法》、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对中小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也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且不说《劳动合同法》执行的严格与否，你看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在很多地区，这个事情是讲都不讲的。而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有关。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刘易斯拐点阶段了。
刘易斯拐点到来
南方都市报：是，一方面是企业的停工停产、一方面是企业的招工难。招工难在江浙地区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吗？
史晋川：招工难的现象，应该说从2004年之后就一直存在了。这一年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比以前放慢的转折性年份。在此之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是一年比一年快，从当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尽管还在，但增加的速度比原来放慢了。招工难的问题就接着出现了。最近六七年，沿海地区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往往是过了年之后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这里有劳动力供求的季节性的因素和结构性的因素。
现在对于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来说，关键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发生了转变，到了刘易斯拐点阶段。以15岁到60岁为劳动年龄人口计算，今年可能是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到达零增长。若以16岁到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计算的话，大概在2013年到2015年，也就是在2015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会到零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从之前的每年都是快速增长到2004年以后的减速增长，再到2011年到2015年之间进入零增长，这个是一个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非常明显的标志。
南方都市报：劳动年龄人口的零增长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吧？
史晋川：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跟其他的一些现象有关系。在劳动力相对无限供给，农业劳动力有大量的剩余可以向非农转移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收入的提高是非常缓慢的。但从今年来看，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上升，现在是不仅不慢于，甚至是开始快于非农部门的工资的上升。有一个研究报告表明，2003年到2008年，在种粮部分，农业劳动力的雇佣工的工资上升年均水平是15.3%，在棉花生产部分，雇佣工人工资的上升差不多是11.7%，在养猪部分，雇佣劳动者的工资的上升平均超过了21%。这就是说劳动力的供求开始紧张了，农业部门雇工的工资收入的上涨开始快于非农部门的雇工，两者工资差距在缩小。
第二，在非农部门，非熟练劳动者和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差距也在缩小。原来熟练工人每月工资在2000到3000，非熟练工人只有1000块左右，现在哪怕是非熟练工人，每月没有1500元甚至1800元的工资，也雇不到人了。
第三，低学历者的工资水平上升得也比较快，和高学历者的工资水平的差距也在缩小，原来一个低学历者一开始出来就业，可能工资1000元不到，现在一般的这种低学历者，初高中毕业出来，也要有1000多块了。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零增长时，农业和非农的工资收入差距，熟练和非熟练的工资收入差距，高学历和低学历的工资收入差距，都在缩小。从这些迹象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是到了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未来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将会成为中国企业要面临的一个常态性的问题。那相应的劳动成本的上升，对企业来说怎么来消化，怎么通过技术进步、自主创新，通过产业的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的，到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甚至知识密集型来消化这个问题，这是中小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这些成本上升其实已经表明中国产业升级的阶段已经到来。中小企业的租值一般比较低，很难承受这种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是否意味着大量的中小企业若升级或产业转移不成功，将被市场所淘汰？
史晋川：现在中小企业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低加工低附加值。要素成本的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其的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困扰。这里有多种选择，相对比较积极的选择应该是说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比方说进入一些新的产业领域，或者说在原来的传统领域里面从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这些价值链更高的一端转移，但目前的制度环境可能是制约了很多企业这么去做。现有情况下，更多的中小企业选择做空间上的转移，也就是转移到中西部、或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这些地方去。
南方都市报：这种转移一直在进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个转移的步伐是加快了。
史晋川：是，江浙的企业不光是向中西部转移，江浙内部也有苏南向苏北转的，浙东南向浙西南转的，更加不要说向江西、四川等地转移。这种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目前江浙一部分企业招工难的原因之一。一部分企业转到那边去，人家不如在家门口就业，就不过来了。
自主创新转型为什么会比较难？可能是有两个制度性问题，一个是我们的专利技术、品牌商标等等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不够。企业开发新的技术，研发新的产品，去打广告，做品牌，建立现代营销网络，如果之后保护得不够，别的企业很快就来仿冒，就会导致你的投入产生的效益不能被投入主体充分享用，也就是说你的投入和产出会产生一种“外部化”问题，这就削弱了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第二个原因是企业要转型升级，进入一些新兴产业，做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是需要投入的。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我们的金融体制对其形成一定的制约，很难在银行贷到款。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直接融资，像公司债市场相对来说是滞后的。中国当前缺乏一些新的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手段、融资的渠道，能够让中小企业分散的产业资本通过一些新的金融手段集聚起来，来帮助企业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
当前不宜单纯用货币政策调控通胀
南方都市报：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是以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手段为主，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手段相对滞后。而江浙一带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民间的直接融资一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这块政府迟迟没有放开，近期的一些民间融资案件如吴英案也引发广泛关注，很多舆论在呼吁放开民间融资渠道，你怎么看？
史晋川：直接融资手段除了股票、债券外，还有一些新的方式，比如产业基金、PE、V C等。搭建一些新的融资平台，让我们的中小企业这种分散的产业资本能够集聚到金融平台上来，再反馈到产业领域，帮助企业做自主创新和转型。
而对于民间融资，中国的趋势是在放开。股份制的中小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现在都在逐步放开，问题是放开的步伐与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还是有相当的差距，不能够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在放开的过程当中，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程序比较复杂、门槛高，限制条件严格。金融部门是用自己少量的钱玩别人大量的钱的一个行业，比如说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要达8%，说到底就是用8块钱去撬动92块钱，所以金融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风险相对较大，中国目前放开还是比较谨慎的。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前的监管能力跟不上，一方面金融要自由化、市场化，但另一方面，金融监管也应该要跟上。如果金融监管没有跟上，而大量放开，可能会适得其反。上世纪80年代，全国成立了上千家的城市信用社，但是监管没跟上，因此绝大部分都出了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坏账呆账。到1997年金融风险防范年时，这些城市信用社全部都被撤销或者合并，成立了当时叫“城市合作银行”，后来叫“城市商业银行”。现在的上海银行、温州银行、宁波银行等，原来前身就是城市信用社。
现在监管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垂直型监管，导致监管主体只有一个。如果要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必须要分级监管。比较大的金融主体，跨区域的，全国性的由银监会来监管。对于一些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区域范围的，比如中小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最好放到地方的金融办、金融局来监管。这样可以使得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链条短一些，信息对称状况好一点，更加有效一些。而且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准入也可以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上，审核权限要下放给地方政府，不要把所有的审批权都归总到银监局。银监局的监管往往就是老思维，给各省分配指标。
南方都市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货币政策，虽然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货币政策还是要为宏观经济服务，要应对的是当前的通胀预期和物价稳定的压力？
史晋川：对目前通胀的控制，大家的意见应该是比较一致的。现在关键的问题主要是对于目前通胀形成主要原因的判断，目前的通胀形成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流动性的，第二是输入性的，第三是结构性的。应该说之前流动性过剩是本次通胀最主要的因素，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来控制流动性从而来控制通胀，应该说这个选择是对的。但是在今年一季度后，我个人认为，流动性对通胀的影响相对来说有所降低，而输入性的通胀，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成本推动型、输入性的通胀和结构性的通胀，包括自然灾害、干旱啊等，这些因素对通胀的影响在逐渐加大。
在这种形势下，不应该再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而应该实行一些政策的组合，包括汇率政策的调整，包括其他的降低流通领域的成本，减免税费，也包括适当的一些辅助性的行政手段，用一个综合性政策组合来控制目前的通胀，而不要单纯地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因为单纯地使用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一方面正面效应在递减，另一面其负面效应是在递增，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对中小企业来说。中国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对G D 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如果频繁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在6月份继续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或利息，可能会导致一大批中小企业生命暂时或永远结束；失业大量增加，中小企业转型沦为空谈。经济到第四季度可能会面临滞涨的危险，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下行加快，另一方面通胀反而没被很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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